敬翔与李振对视一眼，李振会意，打马上前，耳语朱温：“大王，蒲津渡操于我手，李克用沙陀骑兵如何飞渡？此番正是一举收服蒲人归心之机，大王三思。”

朱温闻言恍然，立刻点头道：“阿舅之恩不敢忘！若贤弟如此，使我异日有何面目见阿舅于九泉之下！我且去祭拜阿舅，彼时贤弟但以常礼出迎便是！”当下也不多话，立刻回了中军大帐，将三军按下，暂不攻城，反而披麻戴孝，哭祭王重荣，声音恸哀，真如家中死了老娘一般。他边哭变嚎：“当年多亏了舅父大人相容提携，使我得有今日，当年我便发下宏愿，有朝一日若能得志，必报舅父大人的大恩，今日你老人家虽已仙逝，但王珂便如我弟，侄儿必善待之。”蒲人闻得，都为之动容，以为朱温真个念旧，必是明主。

王珂却是心中暗道不妙，朱温这厮卖了个奸诈，自己原说诓他去一趟虞乡，来回总得两日，谁料他竟然就在军中哭孝，根本不去虞乡。如今他令三军披麻戴孝，这情分偏偏怎么也说得过去了，却是如何是好？王珂不禁傻眼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张训见军中将士都朝这边望来，心中暗道不妙，悄声对王珂道：“节帅失误也，如今将士只道朱温是本家，早已兵无战心，节帅此时再欲守城，只怕蒲州便要一鼓而破！”

王珂欲哭无泪，只得在心中安慰自己：“朱温当着两军将士的面祭拜我父，我便是降了，想来他也不能立刻翻脸不认人，说不定为了安蒲人之心，还以我为节帅，那时我再视情形而决，可也。”

当下定下心神，说了几句场面话，便打开城门，奉旌节符印并蒲、晋、绛、隰、慈五州文簿，常礼出迎朱温。

两人相见后双手紧握，说起当年旧事，都哭得泣不成声，朱温也竭力安抚王珂，声称自己受过王重荣的大恩，至今还未能报答，今后一定要把自己欠下的恩情，回报在王珂身上。王珂听后十分感动，慌恐之心安下不少，然后同朱温并马进入城中，将河中的印信正式交与朱温。

朱温进城，本想立刻迁王珂至汴州，敬翔劝道：“如今李克用大军将至，此时不宜轻动王珂，以免蒲州不稳，届时我军内外皆敌，诚为不美。且先守住蒲州，再处置王珂不迟。”

朱温恍然，点头同意。

第209章 出镇河中(三)

敬翔见朱温听从劝谏，便问道：“仆料大王若不向蒲人言明欲表王珙为蒲帅，明日一早此人必来面见大王……不知大王对蒲帅人选之事，究竟作何打算？”

朱温皱起眉头，微微发愁道：“原本我从王珙之意出兵河中，并带他来蒲州，是打算以备万一蒲人不服，则以他为帅，安定蒲人之心。谁曾想今日王珂逼我拜祭王重荣，竟而使蒲人归心，如此一来，有无王珙，并非碍难，如此再令我以蒲帅之位相赠，实在……”

敬翔道：“河中两池，岁赋数百万贯，若许之王珙，其能供我汴州几何？盐池所产，为天下所嫉，世人以我得盐池，岁入则必为王珙所制，则大王出兵为何？”

朱温点头道：“这道理，我自然是懂的，只是事已至此，却少个说法答复王珙。”

敬翔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大王无须烦恼，只消私下与王珙言，蒲州今日易帜，民心未定，更有李克用随时来战，此时诚不宜先议帅位，待击退李克用，再请他为蒲帅便是。”

朱温眼珠一转：“子振之意，拖延时日，待大局已定，王珙自不能对我说三道四？”

敬翔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此意。王珙，志大才疏，以王重盈嫡子自负，实则碌碌之辈耳，城府全无，大王亲自安抚，还怕他不乖乖就范？”

朱温哈哈一笑：“子振妙计，某知矣。来人，速请王陕虢前来议事！”

当夜，朱温说服王珙，先退李克用军，再表其为蒲帅，王珙以为朱温亲口承诺，必然无误，振奋非常，主动请命为击溃李克用之前锋。朱温并不相信陕虢军之战力能与河东军对阵，只准其固守蒲津渡口，王珙领命。

王珙一走，朱温与敬翔相视而笑。朱温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只消击退李鸦儿，两池巨利，便为我有！有此聚宝盆在手，便是那李正阳再如何生财有道，我又何惧之有？”

敬翔也笑道：“当年大王求兼盐铁，为朝廷所拒，如今只消得到河中，必为傕盐使，却看朝廷再如何拒绝！”

朱温听了，眼中寒芒一闪，恨恨道：“不错，两池到手，我看朝廷再如何应答！当日田令孜无智，竟对王重荣动武相逼。如今我若为傕盐使，不兼盐铁(盐铁转运使)又有何妨，倒要看朝中刘季述之辈可敢与我叫板！”

唐朝傕盐使的设置乃从德宗起，这是专门为处理河中解县、安邑两大盐池而设立的特别职务。榷盐使的派设事实上提高了盐池机构的级别。两池生产、运销一向自成体系，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地域特殊性，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统。特别是，盐池周边所在旁及数县，而营销范围更远，其所管理的业务自较一般巡院为广。有记载称“蒲盐田居解邑，下岁出利流给雍洛二都三十郡，其所会贸，皆天下豪商滑贾，而奸吏踵起，则解之为县益不能等于他县矣”的复杂情状。《新唐书》中，在说明元和中盐铁使李巽对东南进行盐法改革后，也指出其时“两池盐利，岁收百五十余万缗”和“四方豪商猾贾，杂处解县”的事实。可见无论是从扩大营销业务和利润，还是从加强缉私出发，榷盐使的设置都是必要的。

榷盐使级别既高而权利范围又较一般巡院为大，则在其领导下必然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，据史料记载，史牟在任使的同时即对盐池进行“变法”，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盐池隶属度支的性质。后至元和中，度支使皇甫鎛又针对“盗鬻两池盐”者恢复死刑及增加团保连坐之法；大中初度支使卢弘正并派判官司空舆为榷盐使整顿池法，可知度支使正是通过榷盐使而强化缉私和盐池管理的。

不过，榷盐使虽与度支使同有使名，但地位则介乎度支使与巡院之间，实相当于东南地区的扬子、江陵等大盐铁转运留后。实际上他们的官职远远低于度支使。如史牟职为金部郎中，而司空舆仅为“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”。晚期官职虽有提高，如大中十年前后的榷盐使钱义方是“右庶子”、咸通中的李从质是“守太子右庶子、兼御史中丞”，但是仍然低于以尚书、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，其与度支的关系是明显的。

朱温爵封郡王，职为中书令，为何看得上这一职务？要知道两池榷盐使隶于度支，因而榷盐使由中央派官充任，两池盐利也完全“利系度支”，这只是唐末以前的情况。《唐会要》说“（太和）三年四月敕，安邑解县两池榷课，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。至大中元年正月敕，但取疋段精好，不必计旧额钱数。及大中六年，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”，能够制定定额并按照定额完成榷利，正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——榷盐使完全控制和拥有盐利的充分体现。

但是问题是，再往后就不同了。中和元年，僖宗幸蜀，到光启元年，车驾还京时，已是“江淮转运路绝”，“郡将自擅，常赋殆绝”。时以田令孜为神策军使，招募新军五十四都，都千人，由令孜总领其权。

时军旅既众，南衙北司官属万余，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，度支唯以关畿税赋，支给不充，赏劳不时，军情咨怨。旧日安邑、解县两池榷盐税课，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。自黄巢乱离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，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。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，计无从出，乃举广明前旧事，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，收利以赡禁军。诏下，重荣上章论诉，言河中地窘，悉籍盐课供军。

《唐会要·宦官传》说：时关中寇乱初平，国用虚竭，诸军不给。令孜请以安邑、解县两池榷盐课利，全隶神策军。诏下，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，言使名久例隶当道，省赋自有常规。令孜怒，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，重荣不奉诏。令孜率禁兵讨之，重荣引太原军为援，战于沙苑，禁军大败。京师复乱，僖宗出幸宝鸡，又移幸山南，方镇皆憾令孜生事。

这说的是：光启元年，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利，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。但此事上，各史料所记微有不同。《纪》和《会要》称田令孜是要求将盐利依“广明前旧事”、“广明故事”隶盐铁使（应即指度支）而转用供军，传则谓其请以两池盐利直接“隶神策军”。从田令孜生事是因“亲军阙供”分析，此事在后者更顺理成章。《资治通鉴》记光启元年“夏四月，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，收其利以赡军。重荣上章论诉不已，遣中使往谕之，重荣不可”，与此正相吻合。田令孜以神策军而兼两池榷盐使，是为宦官干预盐政之最。不过就重荣所言“使名久例隶当道”和其他记载表明，唐廷以河中节度使领盐池，及由宦官居中干预，都不是始于此际而是其来有渐。

早在乾符四年，王仙芝、黄巢进陷沂州、郓州等地，并攻围宋州。受其影响，陕州、河中相继发生军乱。河中的军乱应是其地不安定的开始。朝廷遂以窦璟镇之，次年九月，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。与此同时，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。《旧五代史·李袭吉传》说：袭吉，乾符末，应进士举。遇乱，避地河中，依节度使李都，擢为盐铁判官。

李袭吉当年就曾被擢为盐铁判官，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。唐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，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，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。但既以地方掌盐利，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？

其实很简单：由宦官任副使。比如宦官吴承泌充“解县催勘副使”是在乾符之末，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。“催勘”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、检稽，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。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，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，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。吴承泌的任使，也许是宦官直接操纵掌管盐利之始。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“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”之前。甚至在“关河失守”僖宗幸蜀之后，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“传檄诸道”、“责官司奔问之仪”的本钱和号召，并被用于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。由此可见，在黄巢乱军占领长安之前，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，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，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。

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。广明元年十一月，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，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，命为留后，次年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。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，大约即“尽占盐租”，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，有“广明故事”之说。《资治通鉴》综合诸史料，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，“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”，但不久即发兵相拒：黄巢遣使调发河中，前后数百人，吏民不胜其苦。王重荣谓众曰：“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，今调材不已，又将征兵，吾亡无日矣！不如发兵拒之。”众皆以为然，乃悉驱巢使者杀之。

王重荣抗拒黄巢，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。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，营于渭北，但仍不足以抵抗，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其事曰：

黄巢兵势尚强，王重荣患之，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：“臣贼则负国，讨贼则力不足，奈何？”复光曰：“雁门李仆射，骁勇，有强兵，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，彼亦有殉国之志；所以不至者，以与河东结隙耳。诚以朝旨谕郑公（郑从谠，时河东节度使）而召之，必来，来则贼不足平矣！”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。时王铎在河中，乃以墨敕召李克用，谕郑从谠。十一月，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、石路趣河中。十二月，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。

往后读者诸君尽知：李克用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，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，与诸镇兵会于长安，并大战渭桥，乘胜追击，“京师平，克用功第一。”

真要说起来，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，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，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。司空图对此写过：“但既逼寇仇，且当津要，车徒遝至，竟赴齐盟；戎夏骏驱，共匡京室；虑风迴于原燎，竭日费于云屯；辑睦允谐，供储克赡，栋持广厦，鼎镇厚坤；始以一城之危，抗移国之盗，竟以数郡之力，壮勤王之师；勋复旧都，庆延殊渥”，其对王重荣兴复唐室不无溢美。但说到借道诸镇，使“戎夏骏驱，共匡京室”，及竭财赡军，“竟以数郡之力，壮勤王之师”未必不是事实。所以说，河中两池盐利在其中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唐廷相继以李都、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，最开始或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，继则出于无奈。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。但王重荣任使前期，仍对盐池有所建设，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。

那时王重荣“既总两河之务，值多事之秋，检吏通商，机能制用，矫时阜俗，俭以率先，凡立科条，皆能刻励”；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：“自中和二年冬十月，奏请兴役，至明年夏六月，凡计工五十万，城高三丈，围绕一百六十步。”当时形势，“城陷冯翊”与“□（烽）举隰川”都使解县陷于孤立和遭受威胁，旧有关防不足“枝梧”，而解池之饶也是“所患者，素无城守，难固人心”，所以“既纳款于帅臣，仍抚安其新附”，以得“交获利济，并致成功”，也即修建新城与“纳款帅臣”都是为了保卫盐池。

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碑文称城筑好后，王重荣竟“旋陟上台，恳辞剧务”，以致“榷盐使韦雍，检律在公；巡官王慤，琢磨效用，与植将及商人等，联状同诣所居，沥恳至于垂涕”。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，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。“恳辞剧务”不过是姿态，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。

王重荣在中和中年，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“交获利济”、保卫城池的考虑，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。《旧唐书》之《宦官·杨复光传》载其“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，押诸军入定关辅”时即与王重荣会合。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，并称“及收京城，三败巢贼，复光与其子守亮、守宗等身先犯难，功烈居多。”是以《资治通鉴》曰：

乙亥，制以中书令、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，令赴镇。田令孜欲归重北司，称铎讨黄巢久无功，卒用杨复光策，召沙陀而破之，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。

本书前文有述，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、中间人。因此，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。在盐利方面，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，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，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。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，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，则如果说唐廷此时仍能通过宦官——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，应该是不错的。

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，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，也是由于杨复光的死亡。《资治通鉴》记杨复光卒于河中，“复光慷慨喜忠义，善抚士卒，军中恸哭累日。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。田令孜素畏忌之，闻其卒，甚喜，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。令孜专权，人莫之与抗，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，故令孜恶之，复恭因称疾归蓝田。”

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，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。田令孜作为杨复光兄弟的对立面，与王重荣关系恶劣，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。光启元年七月，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王重荣，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，以讨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。其年十二月，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、李昌符之军于沙苑。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。危难之际，朝廷不得不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缓和与河中、河东的关系。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：“光启二年正月，僖宗驻跸宝鸡，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，请车驾还京……朱玫于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，以伪诏赐武皇。武皇燔之，械其使，驰檄诸方镇，遣使奉表于行在”，这一段记载之后，清人有注说案《旧唐书·僖宗纪》：“杨复恭兄弟于河中、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，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，达复恭之旨。王重荣、李克用欣然听命，寻遣使贡奉，献缣十万匹，愿杀朱玫自赎。”说是克用之奉僖宗，因诏使宣谕而改图也，与薛史异。

《资治通鉴》亦称：